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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辈子咱们还“包办”
 更新时间:2024-03-29 07:26:15

任弼时与妻子陈琮英的爱情里没有风花雪月,却蕴藏着无私、博大。他们是“指腹为婚”的娃娃亲,但任弼时却时常对妻子说:“琮英,这包办婚姻给了我最大的幸福,下辈子咱们还‘包办’……”

下辈子咱们还“包办”

“爱情,最重要的是两人能心灵相通”

任弼时的父亲任裕道原配陈氏,是陈琮英的姑姑,可惜婚后不到一年就病故了。后任裕道续弦朱宜,即任弼时的母亲。为了纪念亡妻,任裕道与陈家约定,倘若生下男孩就和陈家之女陈琮英结成姻亲。

任弼时与陈琮英在一起

1904年4月30日傍晚,任弼时出生在湖南湘阴县塾塘乡(今属汨罗市)唐家桥任家新屋,原名培国,参加革命时改名弼时。从三四岁开始,父亲就教任弼时描红识字,绘画刻章。

陈琮英比任弼时年长两岁,湖南长沙东乡胡家坪人。她四个月大时,母亲就去世了,在北平教书的父亲只好把襁褓中的小琮英托付给婶母抚养。因为任、陈两家有婚约,所以儿时陈琮英常在任弼时家小住。他们青梅竹马,两小无猜。陈琮英12岁那年,父亲把她送到任家当童养媳。

见任家家境清贫,懂事的陈琮英主动提出要出去做工挣钱。1916年,她来到长沙城里北门西园的一家小袜厂,当了织袜女工。随后,任弼时考上长郡中学,也进城上学了。见自己的学费、生活费成了家庭沉重的负担,任弼时几次想辍学,陈琮英加班加点地拼命赚钱,省吃俭用,用微薄的工钱资助他继续读书。

1920年,任弼时离开长沙,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,准备去苏联留学。临行前,任弼时叮嘱陈琮英:“你从小没有机会上学,今后要在社会自立,一定要学习文化,不然,连我给你的信都看不懂。”陈琮英拿出两双袜子送给任弼时,深情地说:“你放心去吧,家里有我。”两人依依惜别。

任弼时走后,陈琮英按照未婚夫的嘱咐,进入长沙一所半工半读的职业学校,一边学习缝纫技术,一边补习文化。任弼时知道后,由衷地高兴。

1924年8月,任弼时学成回国,在上海大学以教授俄语为掩护,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、团中央组织主任和团中央总书记。当时有几个时尚的知识女性,对任弼时产生了爱慕之心。任弼时明确告诉她们:“我已有未婚妻了,她是个织袜女工。”这件事成了笑话,在上海大学广为传播。有人就劝他:“那不过是个童养媳,你干嘛还恪守旧礼教?”任弼时却说:“我们是青梅竹马,有感情基础。爱情,最重要的是两人能心灵相通。”尽管两人的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悬殊较大,尽管革命工作使他无法脱身探望未婚妻,但时光并没有淡化他对陈琮英的感情。

任弼时从事地下工作,常早出晚归。为了协助丈夫,陈琮英学会了刻钢板、油印党的文件,从此,她成了党的秘密交通员。婚后不久,他们的女儿出生了,虽然身处白色恐怖下,一家人倒也其乐融融。

“我们的爱情是融化在对党、对人民的热爱中的”

1928年9月,中央派任弼时到安徽巡视,解决芜湖市委反对安徽省临委的风潮问题。当时,安徽的革命环境非常险恶,全省上下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下。10月13日,任弼时化名胡少甫,剃去胡须,戴礼帽,着夹袄,化装成商人,在共青团安徽省特委书记林植夫(化名徐厚昌)和南陵县委书记王德芳陪同下,乘船前往南陵。次日下午,任弼时等人赶往城外的香油寺(一座破庙)参加城关地区的党团骨干分子会议。由于叛徒告发,会议被冲散,任弼时和林植夫在小乔墓旁遭敌人拘捕。

15日上午,南陵县长亲自主审。任弼时虽遭到踩杠、夹指等酷刑,但始终坚称自己是长沙陈岳云(陈琮英家亲戚)纸店的伙计。林植夫等人也遭到严刑拷打,但他们都称不认识任弼时。敌人无计可施,只得以“共党嫌疑分子”的罪名将任弼时等押解到安庆第一监狱。

党中央得知任弼时被捕入狱后,积极营救,设法将任弼时的案件从安庆警备司令部转到安徽省高等法院,并安排陈琮英以长沙陈岳云纸店老板的身份坐镇店中,以备敌人来核对口供。正在上海的陈琮英得知丈夫被捕后,心急如焚,为了抢时间,情急之下抱着襁褓中的女儿爬上一辆拉煤的大货车。深秋夜晚的寒风无情地抽打着蜷缩在敞篷货车上的母女。尽管琮英用身体紧紧地护着女儿,但女儿还是因为风寒引发肺炎。

1929年3月,任弼时被释放了,女儿却夭折了。陈琮英悲痛欲绝。任弼时也很伤心,他安慰妻子:“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为了革命,为了营救我的生命,我们的孩子献出了她的小小生命。”

1931年3月,任弼时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,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。此时陈琮英预产期临近、行动不便,任弼时只得只身前往。临行前,他嘱咐妻子:“孩子生下后,不管是男是女,我们都叫他远志,希望孩子有远大志向!”七天后,女儿远志在上海出生。

4月下旬,顾顺章叛变,情况危急,党中央马上安排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转移。陈琮英怀抱女儿被安排住在一家新开的小旅馆。但没多久,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出卖了革命,敌人抓走了陈琮英和她不满百日的女儿。无耻的向忠发当着敌人的面对陈琮英说:“你什么都可以讲,他们早知道了,你不要瞒。”此时的琮英已是经历过生死考验、有着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,她佯装糊涂地回答:“讲什么呀,我是农村来的,我什么也不知道!”敌人审问她时,她一问三不知,或以方言岔开话题;敌人逼得紧时,她就悄悄地在远志身上拧两下,孩子又哭又闹,又拉屎又撒尿的,弄得敌人无法审问。

关押中,陈琮英始终守口如瓶。经党组织和周恩来副主席等多方营救,将近一年,母女二人才被释放。出狱不久,陈琮英就接到周恩来的电报,叫她尽快离开上海,到中央苏区工作。她把不满周岁的女儿送回老家,托付给婆婆抚养,之后秘密进入闽西革命根据地。

1932年3月,夫妻俩终于在汀州劫后重逢。任弼时深情地对妻子说:“我知道你被捕后,心里很难过,但没有影响工作,我相信你会挺过来的。我们是革命的夫妇,同是党的儿女,我们的爱情是融化在对党对人民的热爱中的。”

“与弼时一生一世足矣”

1936年长征过草地前,二女儿远征出生了,陈琮英却愁眉不展。由于严重营养不良,她没有奶水,孩子饿得哇哇大哭。正在这时,朱德把一盆热气腾腾的鱼汤,亲自端到产房。任弼时惊讶地问:“朱老总,哪里来的鱼?”“有山就有水,有水就有鱼,是我在河边钓的。”朱老总爽朗地笑道。陈琮英很是感动,向朱老总连声道谢。“谢啥子嘛!关键时刻,我不上阵不成,不钓鱼也不成。”朱老总笑呵呵地说。此后,任弼时也学着朱老总跑到河边钓鱼。

部队过草地时严重缺粮,吃饭时任弼时总是把嫩点的野菜搛给妻子吃。他还给自己缝了个布袋,把女儿放在里面,背在背上,一手扶着拐杖,一手搀着妻子,艰难地向前行走。战士们看不不去,争着背孩子,任弼时却不肯。长征中,贺子珍、陈慧清等人的孩子,不是托给老乡收养就是遗弃在降生之处,没有一个被抱出雪山草地的。任弼时和陈琮英却带着女儿以惊人的毅力,走过了万里长征,可以说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个奇迹。

1941年7月,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,与周恩来一同忙碌于指挥抗战的日常工作。虽然他在长征中身体严重受损,以及两次被捕受刑落下了病根,但他仍然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。陈琮英是任弼时的机要秘书和生活秘书,也是这样围着他忙,不是整理和抄写东西,就是忙着发电报,打印和装订文件,细致入微地照顾丈夫。

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时,任弼时领了纺线任务,有一次还获得比赛的第一名。周恩来好奇地问:“你怎么会纺得这么好?”任弼时得意地看着陈琮英回答:“我有家庭老师嘛!”得了第一名,还有奖金,陈琮英就高兴地喊:“请客!请客!”拿奖金买菜买肉,大家动手在家做饭,一家三口和工作人员围在一起大快朵颐。闲暇时间,任弼时还会跟大家一起玩玩扑克牌。解放区的生活艰苦、紧张,他们家却充满了少有的欢乐。

由于积劳成疾,全国解放时,任弼时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。1949年11月下旬,中央决定送任弼时到苏联就医。行前,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到任弼时的寓所看望他。为了给国家省钱,任弼时没有让妻子陪同赴苏。陈琮英虽然留在国内,心却随丈夫飞到了莫斯科,她写了很多信,对丈夫千叮咛万嘱咐。

1950年5月,任弼时病情稍微稳定,就带着寄养在国际儿童院的女儿远芳从莫斯科回到北京,朱德、聂荣臻、陈琮英及子女去车站迎接。家庭大团聚让任弼时特别高兴。但不到半年,任弼时就因突发脑溢血而英年早逝。

同甘共苦、患难与共的爱人和战友溘然长逝,陈琮英悲痛欲绝。她独自把四个孩子抚养成人,并且一如既往地从事机要工作,曾任中央机要局处长。毛泽东称赞她:“琮英同志搞机要工作,不为名,不为利,她是革命的贤妻良母。”

回首往事时,陈琮英总是深情地说:“与弼时一生一世足矣,他是我亲爱的丈夫,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敬爱的老师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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